今天本來心情就不好，想找點高興的事，隨便在GOOGLE上搜了一下“北京古城保護”的條目就發現類似下麵的報道……唉！！！！！

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鄧友梅說：“現在的外國人一說北京，就是三里屯和什剎海，為什麼呀？北京好多樓房都戴著倣古帽子，出這主意時怎麼沒有論證？外國人一看那些樓房就樂！衚同有神秘感，院門口兒都不一樣，而樓房千篇一律，沒特徵。”

建築大師梁思成：“我們豈可隨便把它毀掉！”

“人的一生有兩樣東西不會忘記，那就是母親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土耳其著名詩人納齊姆·希克梅特有這樣一句名言。

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隨美國訪華團來京，他站在景山上，指著眼前的北京城，驕傲地對他的同行朋友們說：“看，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古都！”去年，一位外國專家在美國採訪貝聿銘時，問：“八十年代初，你怎麼把賓館修到離城市那麼遠的香山去了？”貝答：“那個時候，北京城還好好的，不敢在市區亂動啊。”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北京城的古跡屢遭劫難。梁思成、張開濟的“保留舊城、另建新區”的規劃被粗暴否定。梁思成與他在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同事陳佔祥，提出了一個完整保護北京古城，並將新的行政中心置於古城以西建設的計劃。但是，他們未獲成功。

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計劃將朝陽門、阜成門，以及東四、西四和帝王廟前的牌樓拆除，理由是改善交通。5月9日，中央批復同意把朝陽門和阜成門的城樓及甕城拆掉，交通取直線透過。當時爭論得非常激烈，一位見證者回憶說，與會者在會議上紛紛批評梁思成：“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

羅哲文告訴筆者：“對北京古城的拆除，是從城墻開始的。從1952年開始，北京外城城墻被陸續拆除，辦法是組織市民義務勞動，或動員各單位拆墻取磚取土。幾年內，北京外城的墻被全部拆除，內城的墻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老北京的城門“健在”的有正陽門的城門樓和箭樓，德勝門現存的只是原來的箭樓。

1950年，梁思成參加了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他把拱衛了北京城五百多年的明城墻譽為“中國的頸環”，指出，“它是我們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的文物遺跡。我們既然承繼了這樣可珍貴的一件歷史遺產，我們豈可隨便把它毀掉！”但是，他未能止住拆除者的步伐。

對北京古城的拆除，正是從城墻開始的。最早的拆除城墻行動，始於1951年，這一年，永定門甕城被拆成了一條馬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美術師張先得目睹了這個過程，並用自己的畫筆，為城樓留下了“遺照”。年愈七旬的張先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1956年，他匆匆趕至永定門的時候，看到城樓與箭樓孤零零地立在那兒，周圍的城墻已被拆沒了；第二年再去看，城樓、箭樓也被拆光了。

50年前，北京城是世界上惟一一個保存完整的中世紀都城，它按照中國最古老的城市建設經典《考工記》規劃建設，不僅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更以其雄渾壯美的風格樣式，令一代代人為之震撼。

近年來，包括吳良鏞、張開濟、羅哲文、單士元、鄭孝燮、謝辰生等一批著名建築學家、文物專家多次上書、呼籲，提出解決北京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這一矛盾的思路，要求盡可能多地保留北京城的歷史風貌、文化遺跡；要求嚴格按照規劃控制城市中心區的建築高度、密度和容積率；要求放慢舊城區開發的速度，為文物的鑒別、保護留下必要的時間，等等。

劇作家蘇叔陽：“千萬別把咱們古城之魂拆沒了！”

近年來全國瀰漫著一股“人造景觀熱”，大興土木，不惜以破壞城市生態為代價，實在讓人所不齒，這類復古風是對中國建築傳統的一種誤解和濫用。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著名作家舒乙說“：北京的珍貴在於其‘老’而不在於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是不是只要是經濟一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歷史街區就沒辦法保護了，歷史風貌就必定要喪失？

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意大利的羅馬、法國的巴黎等大城市，都同樣經歷了二戰前後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他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樣面臨著城市中心區改造的巨大壓力，但城市的歷史風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一位專家說：“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的控制本來是政府對市場經濟實行宏觀控制的重要手段，現在為了眼前的利益把它放棄了，一味迎合開發商的利益，這樣的實際受開發商控制、為開發商利潤服務的舊城改造，其結果不僅不能緩解原有的矛盾，反而只能使環境和交通等狀況惡化的大城市病更為加重。”

一位德國歷史學家針對北京的舊城改造曾說：“我們現在有的，你們將來都會有；而你們現在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這句意味深長的話提醒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審視對待舊城的觀念。

“拆”還是“建”是必須面對和慎重處理的問題，沒有了年輪和紋理的北京還是北京嗎？有人說，在看過巴黎、倫敦、愛丁堡之後，才恍然大悟：一頁一頁疊加起來的才是一部歷史，而一頁替代一頁，或不斷地在一頁紙上擦掉重來，得到的只能是一頁灰色的現實。有誰樂意生活在一個可以隨意涂塗改改的城市裏呢？從國外的例子看，做好古城保護，不但具有重大的文化保護意義，而且在經濟上也是可行的。

著名劇作家蘇叔陽說：“作為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城，北京的原有建築風格和佈局與它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拆遷和城市改造不能拆掉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千萬別把咱們古城之魂拆沒了。把北京的特色弄沒了，可就不好往回找了！”

中外遊客來北京是要來看真正的古代文物，並不是要看你修復的古建築的。因為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重新修復的建築，再逼真，也只是新的建築，是贗品而已。

拆，不能想拆就拆。拆除就意味著城市個性的消失，城市歷史感的消逝。

城市建設和歷史建築的保存是不存在矛盾的，國外很多城市多有很好的例子，比如另辟新城。

拆舊與建新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對矛盾。“保護值得保護的，拆掉不需保護的”，這個正確的原則操作起來並不很容易。

只知道一味的拆，其結果就是拆掉了傳統文化、拆掉人們引以自豪的精神根基。北京申奧成功，並不在於你還能在北京城裏放上多少塊新磚和新瓦，而是在於你是中華民族的建築。到了2008年時，當我們再也找不到“北京的魂”時，所有參賽者都會覺得你的失敗。

2008奥运前：“拆”出一个新北京？

    

　　每年2000亿投入，2008年北京可能形成其难以逆转的形象。数十年的老城上建新城的模式已使中心区不堪重负，旧城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密度的零增长了。当务之急是将拆迁的速度缓下来。而市政府今年56件实事中却有进一步加大非文保区危旧房改造，动迁居民2万户。推土机已经开动，2008北京悬念中。


　　2008年的北京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无疑是个巨大的悬念。

　　悬念的产生，是奥运会将历史性地在北京举办，为迎接盛会，近些年北京市每年都有2000亿元的建设资金投入，如此大的建设规模为当今世界城市罕见，这意味着到2008年，这个城市可能形成其难以逆转的形象，一代人将向后人交出一份难以被再度重写的答卷。

　　悬念的产生，是北京这个曾经拥有辉煌建筑成就的城市，仍处在保护与改造的夹缝之中，旧城内普遍存在着的房屋危破状况与旧城巨大的文化价值共存，对这一矛盾的化解，各方认识依然千差万别，理论与实践的准备尚不充分，而推土机却时不我待了。

　　悬念的产生，是北京城又被历史性地放在了一个转折关口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已经启动，它将努力为奥运经济所诱发的巨大城市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释放空间，但总体规划目前已初步明确的各项原则要在怎样的政策环境下，才能够一一落到实处？不重复以往的教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有可忧之处。

　　旧城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的零增长

　　北京面临的城市问题，随着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特别是在这次修编的基础性工作——去年完成的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已在决策层、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共识。人们已经看到，要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市区容量超饱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利等问题，已不能停留在既有的城市框架之内，而必须立足区域，寻求出路。

　　实践证明，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在老城上面建新城的发展模式，已使北京市的中心区不堪重负。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偏重于发展市中心区的战略指导下，北京的房屋建筑过度集中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目前城区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中的房屋面积为108．69平方米，远远超过近郊区的18．48平方米和远郊区的0．93平方米。

　　目前北京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已是纽约的1．7倍，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而伦敦只有4554人，巴黎为8071人。从这一指标来看，北京与世界一流城市的差距是明显的。另外，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并引发相当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土壤汞含量为例，由于工业及地下水污染，北京三环路之内土壤的汞含量已是正常标准的2．8倍，市区有的地方土壤汞含量已接近正常标准的7倍。

　　这些情况都表明，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密度的零增长了，各项建设已不能再集中在以旧城区为中心的一个点上了。如果城市发展仍是“拆”字当头，继续将旧城区内的四合院平房变成楼房——且不谈尚存不多的胡同、四合院已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日益稀缺的宝贵遗产——那就无法避免在毁掉老北京的同时，将新北京也毁掉了。

　　历史为什么总是南辕北辙

　　正是出于这样的审思，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出的几个悬念。应该说，已经启动的立足于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的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已使上述情况的解决出现转机，这完全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可是，城市问题的解决，又不是仅仅依靠一个方案就能万事大吉、一蹴而就的。要避免铸成历史大错，我们还须重温历史。回顾北京历次总体规划，我们仍能看到其中包含着的理性因素。比如，1958年提出的分散集团式原则，在边缘集团的建设中已有产业发展及就业方面的考虑；再如1993年的总体规划，已确定了东南方向为城市的主要发展轴，疏散旧城人口，望京新城的建设也有商贸与就业方面的考虑……

　　遗憾的是，这些原则均未得到很好的实现，10多年发展下来，城市并未在东南方向得到充分拓展（尽管已建成了亦庄新城），相反，在城市的西北及北部，以中关村、回龙观、天通苑为代表的各项建设如火如荼，这些建设已使其所在地区的交通及环境面对极大压力；疏散旧城人口的计划也不如人意，实际情况是越疏越密；把望京建成一个商贸性新城的设想也未得到实现，实际建成的是一个可容30万人口的卧城，致使巨量人口每天进出城上下班，道路设施不堪重负，同样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他边缘集团上面……

　　可见，不把上述问题搞清楚，即使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取得成功，也难免其“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局面。

　　问题的产生，与决策机制的缺失有关，即缺乏对总体规划施行的纠错机制，决策的随意性、长官意志难以从制度上消除。

　　问题的产生，还在于总体规划的实施缺乏一个良好的“施工手段”。1992年北京市对外开放房地产市场、建立土地批租制度以来，土地供应一直处于分散进行的状态，各个城区、各个占有土地的单位都敞开口子招商建设，相互杀价导致土地收益流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使得建设规模失控，各个招商单位纷纷把生米煮成熟饭再报批规划，形成强大的冲击使得规划管理失控。就拿望京来说吧，在全市商业性土地供应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又有哪个投资商愿意到那里去建设商贸设施呢？市场经济一旦缺乏宏观调控的指导即显露出盲目性，投资商只会认为把楼盘建到故宫边上才踏实。

　　相比之下，国外发达城市在实施规划时总是与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互为配合的，其特点是，土地是有限量有计划地供应，这样不但能够吸引资金流向城市规划所指定的方向，还能够形成土地的卖方市场，使土地拍卖成为可能，政府能够彻底挤掉土地炒卖空间，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地收益，充实财力。借鉴这类成功的经验，已为学术界呼吁多年，现在该是决策层认真审度的时候了。

　　当务之急是将拆迁的速度缓下来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旧城的态度。1993年总体规划中疏散人口的计划为何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也并不复杂。10多年来对旧城一直执行着拆除改造的政策，成片推倒四合院平房区建设高层建筑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模式延续至今，“以拆促迁”迁走的是旧城内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被迁到郊区后在生活与就业方面又面临巨大压力，而伴随着房地产售卖而新涌入旧城的人口数量，又随着旧城内建筑密度的增高而持续攀升，不但使社会动迁矛盾日益尖锐，还直接恶化了城市功能，使中心区的“铁饼”越来越沉。

　　可见，疏散旧城人口不是一个“拆”字就能奏效的，目前的情形是旧城区内的房子越拆越密，社会矛盾越拆越多，旧城内现遗存的古老街区已经不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试点工作尚不成熟，学术界仍存在极大争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停下来作一番考量，探寻一种更加安全和有效的途径呢？哪怕是对那些已被划入危改范围的胡同、四合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呢？

　　毫无疑问，住在危房内的人们是强烈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可目前的拆迁政策又使他们存在种种顾虑。根据北京市现行房改带危改政策，回购住房居民平均每户出资15万至18万元，可生活在危房区里的多是低收入者，承担房款确有许多困难。如果选择外迁呢？采取房改带危改方式改造的外迁居民每户拆迁补偿款在10万至15万元之间，采取其他方式改造的外迁居民每户拆迁补偿款在20万元左右。而北京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虽有回落，去年商品住宅的平均售价仍高达每平方米4456元。这显然超出了居民的购买能力。

　　看来，现在是必须冷静思考的时候了。然而，在这次总体规划修编的同时，危改步伐又被再次加快了，市政府在今年列出的56件实事中包括“进一步加大非文保区危旧房改造力度，全市动迁居民2万户，拆迁危房25万平方米”。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危改工作仍是沿用旧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而不是依靠居民自助的力量，其造成的后果势必又与总体规划修编所追求的目标大相牛氐牾。

　　千重万叠的矛盾仍在交织，推土机已经开动。2008年的北京留给我们的巨大悬念仍在期待之中。